进山中学的抗日壮歌

进山(jìnshān)中学南门。袁剑锋 摄 抗日战争时期，太原不仅是华北战场的重要战略支点，更是(gèngshì)一座(yīzuò)由无数英雄儿女用鲜血铸就(zhùjiù)的红色堡垒。在太原的抗战史中，进山(jìnshān)中学作为一所具有深厚革命传统的学校，师生们以笔为剑、以身为盾，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抗日壮歌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太原学生的抗日热情如火山喷发。国民党山西省党部(dǎngbù)推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，压制学生运动，激起(jīqǐ)了进山(jìnshān)中学等学校师生的强烈反抗。 1932年9月(yuè)，进山中学与山西国民师范、成成中学等学校的进步学生联合成立抗日反帝(fǎndì)同盟会，在中山公园（今文瀛公园）集会演讲(yǎnjiǎng)，呼吁“收复东三省，打倒不抵抗主义”。他们高呼口号、散发传单，甚至冒着被捕的风险在街头张贴抗日标语(biāoyǔ)。 1933年1月，同盟会突遭军警(jūnjǐng)镇压，15名学生被捕，百余人被通缉。进山中学学生孙光祖、刘善述等人被关押在警备司令部拘留所(jūliúsuǒ)，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(jiānzhēnbùqū)。刘善述在狱中写下血书：“宁为抗日死，不作亡国奴！”这场镇压虽令公开抗日活动暂时沉寂，却让(ràng)更多学生意识到：唯有团结斗争，方能救国(jiùguó)图存。 1941年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，太原沦陷区教育几近瘫痪。为挽救(wǎnjiù)失学青年、延续抗日火种，赵宗复（进山中学复校校长）在晋西隰县重建进山中学。这座藏身吕梁山腹地的学校，成为华北敌后教育的灯塔。赵宗复以“改进山西”为办学宗旨，表面(biǎomiàn)教授三民主义，实则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，组织学生成立(chénglì)“投枪社”“流火社”等进步(jìnbù)社团(shètuán)，编写抗日刊物(kānwù)，激发青年觉醒。 在(zài)隰县的山沟里，学生(xuéshēng)们白天读书，夜晚刻印《论持久战》手抄本，通过(tōngguò)地下交通线送往太原周边的游击区。理化社的徐光锐带领同学研制土(tǔ)炸药，支援八路军的地雷战。“投枪社”的杨盛钦创作话剧《太行烽火》，在根据地巡演时观众声泪俱下。 抗日战争胜利后，进山中学迁回(qiānhuí)太原，但斗争并未结束。面对阎锡山政权的倒行逆施，师生们以校园(xiàoyuán)为战场，继续开展地下斗争。 1946年，学生(xuéshēng)乔亚、刘鑫等人成(chéng)立“青年读书会”，秘密收听延安广播，将《新华日报》内容(nèiróng)改编成传单，在太原(tàiyuán)街头散发。他们还绘制太原城防工事图，通过地下党员王天庥送至解放军指挥部，为解放太原提供关键情报。 然而，危险如影随形。1948年，国民党特务突袭校园，8名学生因“通共”罪名被捕，受尽严刑拷打(yánxíngkǎodǎ)仍守口如瓶。临刑前，17岁的韩健民在(zài)狱墙刻下(kèxià)绝笔：“我以我血荐轩辕，死后红旗覆我身！”史称“八君子事件”的惨案(cǎnàn)，成为太原解放前夕最悲壮的注脚。 今天的进山(jìnshān)中学，仍矗立着赵宗复(zhàozōngfù)纪念馆。馆内陈列(chénliè)着当年学生刻印的《新觉路》刊物、乔亚使用过的发报机残件，以及“八(bā)君子”的遗书复制品。每逢清明，学子们在此诵读赵宗复创作的《进山青年进行曲》：“敢看惨淡的人生，敢见淋漓的鲜血(xiānxuè)……我们誓不作俘虏！” 歌声穿越时空，与历史的回响共鸣。 校史馆内，94岁的老校友李蓼源为新生(xīnshēng)讲述往事：“赵校长教会我们，课堂可以是战场，钢笔也能当刺刀(cìdāo)。”而新一代进山人继承传统，将(jiāng)抗战故事改编成微电影《隰县星火》，用无人机航拍吕梁山(lǚliángshān)中的复校旧址，让历史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。 从抗日反帝同盟会的(de)街头呐喊，到晋西深山中(shēnshānzhōng)的琅琅书声，进山中学的抗战史是太原乃至中国教育(jiàoyù)抗战的缩影。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，不仅为(wèi)铭记牺牲，更让那份“以教育救亡、以知识抗战”的精神，化作新时代奋进的炬火。正如赵宗复所言：“教室里的每一课，都是民族复兴(fùxīng)的一块基石。”